十八大以来，中央“老虎、苍蝇一起打”。有媒体统计，截至今年9月，因涉嫌违纪落马的省部级官员、央企高管，已有9人。耐人寻味的是，在9人中，8人起自教师、工人等基层岗位，历经多年的历练升至省部级。其中，李春城(四川省委原副书记)从普通教师到副部级官员用了33年；周镇宏(广东原统战部长)的起点也是老师，之后用了26年，升任副部级干部；刘铁男(原国家能源局局长)、蒋洁敏(国家发改委原主任)等人从基层到案发前职务，也用了将近30年。国家为了培养他们，耗费了大量的资源，他们却在位高权重时，相继落马，这对国家和个人来说，都是巨大的损失。
那么，贪官是如何走上心理堕落之路的？又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？
贪婪，乃是人的本我呼唤；而廉洁，则是人的超我节制。两相角斗，胜负难料。在人性面前，连制度都不一定是万能的。探讨腐败心理的产生、发展，对于预防、矫正贪腐行为是非常必要的。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，贪官经历了三个阶段：第一阶段是侥幸心理阶段；第二是去道德化；第三是非人格化。
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，因钱多、房多、女人多而被称为“许三多”，他的案情早已大白于天下，又有丰富的忏悔材料。下面以该许迈永为例，从心理学角度剖析其堕落之路的三个阶段。
第一阶段是侥幸心理阶段。所谓侥幸心理，是指个人相信自己会受到某种神秘力量的庇佑而能逢凶化吉。许迈永的两个弟弟都是盲人，其父又是算命先生，在许迈永出生的村里，不少人都将他的飞黄腾达归结为其集合了全家精华。许迈永也由此相信自己是上天的宠儿，享受特殊待遇，所以不会出事的。其实，对于许迈永的贪污行径，一直有人在举报。但许迈永不但没有被惩罚，反而还一再“带病提拔”，这无形中强化了他的这种自我暗示，并逐渐产生了只要自己“工作有声有色，成绩显著，就不会被人打垮”的错觉。无视事物本身的性质与规律，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好恶来行事，侥幸心理一次次地使得许迈永忽略了对错误的纠正和检讨。更可怕的是，侥幸心理会产生麻醉作用，让人陷入自欺欺人的困局而不可自拔。许迈永在忏悔书里说道：“我总以为朋友靠得住，并心存侥幸地认为，即使出了事，组织上查，也会有人替我挡一下。”将侥幸心理扼杀在摇篮里，正是香港廉政公署的撒手锏之一。香港廉政公署上一任专员汤显明曾强调，“反贪的关键不是严惩重判，而是做到‘逢贪必被抓’。这是因为死刑并不能阻吓贪污犯罪的发生，因为只要有高利润在，杀头的生意总会有人做；而‘逢贪必被抓’则属那种肯定赔本的买卖，不会有人做。”遗憾的是，在众多落马官员中，“带病提拔”的不在少数。例如，王永春(中石油原总经理)掌管大庆油田时引发争议，刘铁男一次次被群众举报……一次、二次没出事，侥幸造就了更大的不幸。
第二阶段是去道德化。指个人原有的道德伦理体系彻底解体，做出了原本想都不敢想的事来。用许迈永自己的话说：我也曾有崇高美好的理想和追求，但后来与老板比，与高收入阶层比，越比差距越大，越比心态越不平衡。由于比较的方法不正确，比较的参照物、对象找错了，比较的内容、标准搞错了，许迈永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就发生了更大的偏移。这都是典型的去道德化表现。很多贪官在台面上大喊“发展是硬道理”时，心里想的却是“发财才是硬道理”，他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重商主义和唯利是图的征途。这是一条通往财富之路，也是一条血腥之路。贪官致富必须的代价之一就是去道德化，只有去除道德束缚，无耻才能成为常态。
第三个阶段是非人格化。这是去道德化的必然结果。在犯罪心理学上，非人格化的贪官往往充分利用合理化的心理防御机制，规避良心和道德的谴责，进行自我辩解。许迈永说自己不懂法，误以为人情往来不属于受贿。但贪官们真的不懂法吗？真的不知道别人是冲着自己手里的权力来的吗？这些说法，无非是为了卸下了心理包袱。一些腐败的官员，一站到法庭上，就开始哭穷，把贫穷作为挡箭牌。连走上犯罪道路，也是 “组织没提醒”，是“升官不成的无奈选择”，他们甚至能以己度人的认定，天下乌鸦一般黑，任何人处在自己的位置都会这样做。制度问题往往是贪官寻求心理平衡的关键，千错万错，错就错在组织将他们放在诱惑难挡的位置上。然而，贪婪，乃是人的本我呼唤；而廉洁，则是人的超我节制。两相角斗，胜负往往难料，在人性面前，就连制度都不一定是万能的。有谁知道，强调逢贪必抓的汤显明因为挪用公款，如今在香港有如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
反贪，是每个政府高官随时随刻的警觉与修炼！
(作者：岳晓东,系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 转载：梁钰苓 审核：谢晓玲)
